第五章 巴达维亚的第一脚
船靠岸的时候，张振勋是第一个跳下跳板的。
他的脚踩在巴达维亚的土地上，脚底下传来的触感跟大埔的山路、汕头的石阶都不一样——这是一片松软的、带着余温的土地，像一块刚出炉的发糕。他弯下腰，用手掌按了按地面，然后直起身来，朝四周望去。
码头比他见过的汕头码头还要大十、百倍、热闹十倍、百倍，看不到的边际、数不尽的人。无数条栈桥像巨人的手指一样伸进海里，栈桥之间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船——除了红头船，还有挂着英国旗的黑色铁甲船、荷兰人的三桅帆船、当地的窄长渔船，甚至有一艘船尾画着弯月的阿拉伯帆船。
码头上人头攒动，穿什么的都有：荷兰军官的白色制服、华人的长衫马褂、马来人的纱笼、印度人的缠头巾。货物堆积如山：一箱箱的茶叶、一袋袋的香料、一捆捆的橡胶、一笼笼嘶叫的鹦鹉，甚至还有大象..........
空气中弥漫着数百种气味——胡椒的辛辣、丁香的甜腻、咖啡的焦苦、海水的咸腥、还有某种潮湿的、带着花香的、热带的甜腐气。
张振勋深吸了一口这混杂的气味，觉得肺腑里像是被灌进了一锅乱炖。他紧了紧肩上的包裹，跟着同船的人流，朝码头外面走去。
陈伯在他身后下了船。老水手站在跳板尽头，把烟袋叼在嘴里，慢悠悠地对张振勋说：“后生，到了。我在这边有个老朋友，开杂货铺的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先去他那儿落脚。“
张振勋还没来得及答话，几个穿着短打的汉子就围了上来。领头的是个黑胖的光头，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铜链，油光光的脸上堆着笑，可那笑容只堆在嘴皮子上，眼睛里半点笑意也没有。
“刚下船的吧？找活干？来来来，跟我走，我介绍个好去处。荷兰人的大橡胶园，包吃包住，月钱不少——“
陈伯把张振勋往后拉了半步，挡在他前面，朝那光头拱了拱手：“阿昆哥，这后生是我船上的人，我带他走的。“
那光头脸上的笑“唰“地收了。他上下打量了陈伯一眼，嘴角撇了撇：“陈伯，你老了，不管事了。这后生年轻力壮，跟着你去杂货铺搬箱子？屈才了。“他伸手就要来拽张振勋的胳膊。
张振勋侧身一闪，那光头的手抓了个空。光头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哟，还是个滑头的。“他朝身后的几个汉子一使眼色，几个人围了上来，把张振勋和陈伯困在中间。
陈伯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，叹了口气：“阿昆哥，给老朽一个面子。“
“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“光头嗤笑了一声，一挥手，“带走。“
两个汉子上来架住了张振勋的胳膊。张振勋挣了一下，没能挣开。他回头看向陈伯，老水手站在人群里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张振勋从未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愤怒，不是无奈，而是一种深深的、被岁月磨平了的疲惫。
“陈伯——“张振勋喊了一声。
“后生，“陈伯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，“记住我的话。三条。一条也别忘。“
张振勋被连推带拽地拖走了。他回过头，看着陈伯的身影在人潮中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，终于被完全吞没。
他甚至连一声正式的“再见“都没来得及说。
除了张振勋、黄阿福，船上还有几个年青力壮的被拉到一起，稀里糊涂的签下了五年的卖身契，就被“胖光头”那班人带到一群荷兰人跟前。
光头笑嘻嘻地和管事的那个荷兰人说了几句，荷兰人给了些钱他，就这样张振勋他们就被那群荷兰人“接”走了。
橡胶园在巴达维亚城南面，坐马车也要走两个时辰。
张振勋和另外二十来个“新货“被塞进两辆没有顶篷的牛车，像牲口一样被运了过去。路越走越偏，两旁的房屋从砖瓦变成了茅草，从茅草变成了没有。大片大片的绿色植物铺天盖地地蔓延开来，叶子肥厚、油亮，像一只只摊开的手掌。
那就是橡胶树。张振勋后来才知道，这漫山遍野的树是从巴西移植来的，每一棵树的汁液流出来，凝固了，就成了洋人做车轮、做鞋底、做各种各样新奇物件的“橡胶“。而他们这些从中国被运来的人，就是替洋人割这种树的“工具“。
橡胶园比张振勋想象的大得多。一眼望不到边的橡胶树林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像一支沉默的军队。树林中间有一条土路，路尽头是一片低矮的木板棚屋，那就是“猪仔“们的住处。
管事的把他们从牛车上赶下来，像赶一群羊。一个穿着白衬衫、戴着巴拿马草帽的荷兰人站在棚屋前面的空地上，手里拿着一根马鞭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，站成一排。那荷兰人很年轻，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，金发碧眼，皮肤白得不像话。可他的眼神很冷，像冬天结了冰的湖面，一眼望过去，能冻到骨头里。
一个戴瓜皮帽的华人翻译站在他旁边，朝他们喊：“彼得先生说了，每人每天割三百棵树，割不完不准吃饭。早上五点起来，晚上六点收工。谁想跑——“翻译指了指空地边上竖着的两根木桩，木桩之间挂着一副铁镣，“看见了？“
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，但没有人敢出声。
张振勋站在人群里，攥紧了拳头。他的手掌上还裹着陈伯给的草药，经过这一路的折腾，药膏已经干裂了，手心一阵一阵地疼。可比起手心的疼，他胸口的那股闷气更让他难受——舅父欺负他，他认了，那是他没本事；可到了这南洋，什么都没干呢，先被人锁进园子里当牛马，还被迫签下了卖身契，他不服。
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了。每人发了一把弯刀、一只铁皮桶，被带进了橡胶树林。一个早来了半年的老“猪仔“给他们示范怎么割胶——在树皮上斜切一刀，切出一个V字形的口子，乳白色的树汁就从切口流出来，沿着一个导流的小铁片滴进桶里。一棵树割一刀，三刀一桶，一天三百棵树，就是一百桶。
张振勋弯着腰干了两个时辰，腰就酸得像要断掉。橡胶树的汁液粘在手上，又粘又腻，洗都洗不掉。他的手掌被弯刀柄磨出了新伤，旧伤加新伤，整只手血糊糊的。可他没停。他记得小时候在车轮坪村挑水浇田的日子，那时候肩膀磨出血泡也没停过。山里的孩子别的不行，吃苦是吃惯了的。
晚上六点，铜钟敲了。所有人提着桶回到空地，翻译一个一个地数。数到张振勋的时候，他提着一百零二只桶——他在中间找了个空档，多割了七棵，又把其中五棵的树汁分给了隔壁那个实在割不完的老头。
翻译数完了，朝管事的点了点头。那叫彼得的荷兰人站在棚屋门口，冷冷地扫了人群一眼，挥了挥手，转身进了屋。
张振勋端着分到的一碗稀饭——说是稀饭，其实就是一把糙米煮了一大锅水——蹲在棚屋门口，慢慢地喝着。旁边的老头凑过来，低声说：“后生，你今天多割了？“
“嗯。“
“别出这个头。“老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，“你多割了，明天他们就要加量。加到你割不动为止。这儿的规矩不是能者多劳，是把你榨干。“
张振勋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。他抬起头看着老头，老头的脸在暮色里黄得像一张旧纸，两只眼睛凹在眼眶里，却没有光。那眼神跟他在红头船底舱里见过的那些人一模一样——空洞，麻木，像是已经把什么东西都丢掉了。
张振勋低头喝了一口稀饭，没有说话。
夜里的橡胶园安静得吓人。没有鸡叫，没有狗吠，只有青蛙在远处的水塘里鼓噪，此起彼伏，像在开一场永远不散的会。棚屋里挤了二十几个人，每人只有一块窄窄的木板，翻个身都会碰到旁边的人。有人在打鼾，有人在翻身，有人在低声地哭。
张振勋躺在木板上，睁着眼睛望着屋顶。屋顶是茅草铺的，缝隙里能看见天上几颗星星。那星星跟海上看见的一样，又大又亮，冷得发蓝。他想起了车轮坪村的星空，想起母亲在灶间给他熬的红薯粥，想起陈珏站在村口榕树底下对他说“我等你“。
他把手伸进怀里，摸到那枚铜钱。铜钱还温热着。他把铜钱攥在手里，闭上眼睛。
我不能死在这里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。我答应了要回去的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像钝刀子割肉。
橡胶园里的规矩越来越多。不准说话，不准蹲着歇脚，不准在树下躲雨。每天早晨五点铜钟敲响之前，所有人都得站在空地上点名，谁迟到了，当天的饭就扣一半。张振勋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小，人一天比一天瘦，颧骨从脸上突了出来，下巴也尖了。可他那一双眼睛反而越来越亮，像两粒烧红的炭。
他在观察。他观察棚屋四周的地形，观察守卫换班的时间，观察哪段篱笆最矮、哪段路的草丛最深。他把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地记在脑子里，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写字一样，一笔一画，清清楚楚。
园子里不是没有人跑过。张振勋来的第二周，就有三个年轻人趁夜跑进了橡胶林。第二天天亮，守卫牵着狗追了出去，下午的时候，三个人被拖了回来，浑身是伤，腿都被打折了。彼得站在空地中间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用马鞭挨个指了指那三人。守卫把他们拖到那两根木桩前面，用铁镣锁住了脚踝，就那么晾在太阳底下晒了整整两天。
第三天，那三个人被抬走的时候，人事不省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跑过。
但张振勋在等。他等一个机会。
那机会在第二个月里来了。那晚下了暴雨——南洋的暴雨跟大埔的山洪不一样，大埔的雨是泼下来的，南洋的雨是倒下来的，天上像被人捅了个窟窿，整条天河的水全浇了下来。风刮得棚屋的顶都快掀了，雨打在茅草上噼里啪啦响，什么也听不见。
张振勋在黑暗中坐起来。
他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个叫黄阿福的少年——在橡胶园，两个人一直挨在一起睡。张振勋在阿福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三下，那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。
阿福坐了起来。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。张振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在园子里悄悄地拢了七个人——都是同船的，都是年轻人，都是还想着跑的人。
“今晚，“张振勋贴着他们的耳朵一个一个地说，“雨最大的时候。从西边的篱笆翻出去，钻进橡胶林，往南跑。南边有条河，过了河就没人追得上了。“
七个人在黑暗中点了点头。没有人多问一个字。
雨最大的时候是后半夜。风在棚屋外面咆哮，雨点打在屋顶上像有一万个人同时在敲鼓。张振勋趴在门口听了片刻，然后一挥手，七个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棚屋里溜了出去，贴着墙根的阴影，朝西边的篱笆摸过去。
雨太大了，视线几乎为零。他们在雨幕中摸索着前进，每一步都踩在泥里，扑哧扑哧地响。好在雨声盖住了一切，连狗叫都听不见了。他们摸到了西边的篱笆——那里有一段矮墙，上面爬满了藤蔓，是张振勋提前看好的。
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翻了过去。张振勋是最后一个。他双手撑住篱笆的顶端，身子往上一纵，两条腿刚要翻过去——
他听见了一声尖叫。
那声音不大，从篱笆另一边的一间小木屋里传出来。那是荷兰人彼得住的房子，他和他五岁的儿子住在里面。
张振勋的脚已经搭上了篱笆顶，只要一翻身他就出去了。可那声尖叫在他耳朵里钉住了，钉得他动弹不得。那是个孩子的声音，跟红头船底舱里那个病死的孩子的声音差不多大小。
他咬了咬牙，翻身落了回去。他朝篱笆那边低声喊了一句：“你们先走！往南跑！“
然后他转身朝那间小木屋跑去。
木屋的门虚掩着，被风刮得砰砰响。张振勋一把推开，屋里一片漆黑，有个小小的身影缩在床角，正在哭。是彼得的儿子，五岁的荷兰小孩，金发的小脑袋埋在膝盖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大概是风暴把窗子刮碎了，碎玻璃扎了孩子的脚。他是在下床找人的时候被扎的，一个人困在黑暗里，找不到爸爸妈妈，只能哭。
张振勋朝那孩子伸出手。那孩子吓得往后缩了一下，抬起泪汪汪的蓝眼睛看着他。张振勋不会说荷兰话，他只会陈伯教的几个词。他蹲下来，把声音放得很轻很慢，用刚学来的马来话掺着荷兰词说了一句：
“别怕。跟我走。“
他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。那孩子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伸出两条小胳膊，搂住了张振勋的脖子。张振勋抱着他冲进了雨里，朝橡胶园的主屋跑去。他跑到一半，迎面碰上了追赶来的彼得和几个守卫。
雨幕中，彼得的白衬衫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草帽早被吹飞了，金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耷拉在额头上。他看见张振勋怀里抱着自己的儿子，脸上的表情先是惊愕，然后是恐惧，再然后——
“放下他！“他怒吼着扑了上来，一把夺过孩子，随即一脚踹在张振勋的胸口。
张振勋被踹翻在泥地里，后脑勺磕在一块石头上，眼前一阵发黑。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几个守卫已经扑了上来，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、头上、背上。
“跑！他带人跑了！他是头儿！打！往死里打！“
他蜷在泥地里，双手抱着头，咬着牙承受着那些拳脚。肋骨断了一根，他听见了那声“咔嚓“；牙被打掉了一颗，他尝到了满嘴的血腥味。他没有求饶，也没有喊叫，只是把身子缩得更紧了一些，像一只被踩进泥里的乌龟。
“住手！“
那声音是彼得的。荷兰人的声音在风雨中有些发抖，但他喊得很响。
“他救了我儿子！他——他——救了我儿子“彼得的声音顿了一下，然后，噼里啪啦地对着守卫们吼了一通。
张振勋躺在泥地里，满脸是血，浑身疼得像散了架。他勉强睁开一只眼——另一只已经肿得睁不开了——模糊的视线里，他看见彼得站在他面前，怀里抱着那个金发的小孩。小孩正用荷兰话对父亲说着什么，两只小胳膊还在比划。
彼得听完了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弯下腰，朝张振勋伸出手来。
“起来。“他说。这一次他说的是中国话，磕磕巴巴的，但张振勋听懂了。
张振勋没有接他的手。他自己撑着地面，一寸一寸地爬了起来。他站直了，两条腿在抖，可他站直了。
彼得看了他很久，雨水从他金色的头发上淌下来，流过他白皙的脸。
荷兰守卫简单的对张振勋的伤口处理了一下，又把他押到“猪仔房”关了起来。
第二天，雨还在下。守卫把张振勋带到橡胶园的主屋前，彼得拿出一张纸来。他把那张纸递到张振勋面前，当着张振勋的面，把纸撕成了两半，又撕成了四片，碎纸屑被风一吹，满地飘飞，混在雨里，像一群白色的蝴蝶。
“你自由了。“彼得说。
之后，张振勋被扔出了橡胶园的大门。
他像一条狗一样被赶了出来，浑身是伤，身上只剩下那件破褂子和一条裤子。包裹没了，不知道是逃跑的时候丢了，还是被守卫们搜走了。他站在橡胶园门口的大路上，浑身湿透，满脸是血，一只眼睛肿着，肋骨一呼吸就疼。
他伸手摸了摸怀里。
铜钱还在。
张振勋站在那条泥泞的大路上，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。天正逐渐晴了起来，晨光把云层染成了暗红色，像一抹干涸的血迹。他沉默地站了很久，然后抬起脚，一步一瘸地朝南走去。
他走了整整一天。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肋骨每走一步都在疼。他靠在一个路边的椰子树下歇了一会儿，用石头砸开了一个掉在地上的椰子，喝了几口椰汁，继续走。
傍晚的时候，他回到了巴达维亚。
城里的灯火正在一盏一盏地亮起来。华人区里挂了红色的灯笼，荷兰人区里亮起了煤油灯，土著区的棚屋里透出星星点点的火光。整座城市在暮色中亮了起来，像一只巨大的、长满了彩色鳞片的怪兽。
张振勋走在街道上，人们从他身边经过，有人看了他一眼就匆匆避开——一个浑身是伤的、脏兮兮的、连鞋都没有的中国苦力，在这座城市里是再常见不过的风景。没有人多看他第二眼。
他走到一座石桥下面，蜷缩着坐了下来。桥洞底下有个干爽的角落，铺着几片干蕉叶。他坐在蕉叶上，抱着膝盖，把肿成一条缝的那只眼睛闭上。
肚子饿得咕咕叫。肋骨疼得他一呼一吸都小心翼翼。可他坐在那个黑黢黢的桥洞里，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——他想起在橡胶园里被撕碎的那张纸，那些像白蝴蝶一样在风雨中翻飞的纸屑。
卖身契。那是他自己的卖身契。
自由了。他对自己说。张振勋，你自由了。
他在黑暗里笑了一下，嘴角扯动了伤口，疼得他嘶了一声。可他还是笑着，无声地笑着，把脸埋进了膝盖里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街头风餐露宿，靠打零工糊口。
他什么活都干。给码头扛包，给商铺搬货，给人挑水，帮人跑腿。他的脸渐渐地不再那么肿了，肋骨也慢慢地愈合了，可身上留下了一身的疤。他的力气又回来了，甚至比以前更大——在橡胶园里那两个月，每天割三百棵树，把他的筋骨磨得更结实了。
他走遍了巴达维亚的大街小巷。欧洲人区的街道宽阔整洁，路边种着整整齐齐的棕榈树，荷兰人的别墅是白色的，带着宽大的凉台，窗户上装着亮晶晶的玻璃。华人区则热闹拥挤，店铺一家挨一家，卖药材的、卖布匹的、卖茶叶的、卖洋货的，招牌从街头挂到街尾，红红绿绿的，还有写着洋文的铁皮招牌。土著区最破，竹子和茅草搭的房子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，地上总是湿漉漉的，污水横流。
他学会了更多马来话，也学会了几句荷兰话。他知道了这座城市里哪些地方能讨到剩饭，哪些工头给钱爽快，哪些巷子里的客栈最便宜——一夜只要两个铜板，铺一张席子，十几个苦力挤在一起，翻身都困难。可至少比桥洞底下强。
他有时候会想起橡胶园里那七个跑了的人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成功。他又想起黄阿福，那个在风暴中被他从浪里拽出来的少年。阿福跟着他跑了，可翻过篱笆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他想起陈伯。老水手不知道还在不在巴达维亚，还是又上了另一条船。他想起陈伯教他的那三条——听得懂话，看得懂规矩，别丢了骨头。他把这三条刻在骨头里，白天干活的时候想，晚上躺在客栈地铺上的时候也想。
有一回，他在码头扛包的时候，听见两个穿长衫的中国人在说话。其中一个提到了一个名字——“徐润“，说此人在上海替洋人做买办，年纪轻轻已经挣了大钱。另一个说，还有个叫“唐廷枢“的在香港洋行做事，不但会说洋话，还跟洋人合办了学堂。
张振勋扛着一袋咖啡豆从他们身边走过，把这些名字记在了心里。
徐润。唐廷枢。
他不认识这两个人，可他听到他们名字的时候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——像在黑黢黢的夜里，忽然看见远处有灯火在闪。隔得很远，隔着山、隔着海、隔着看不清的黑暗，可那灯火确实在闪。
他放下肩上的咖啡豆，直起腰来，朝东边的天际线望了一眼。那是中国的方向，也是上海、香港的方向。他自然不知道那两个年轻人此刻正在做什么，可他知道，在这个时代的同一片星空底下，有跟他一样的中国人在摸黑赶路。有人在做买办，有人在学洋话，有人在南洋的码头上扛包，有人在橡胶园里断了肋骨。
他们都在这漆黑的夜里走着，各自走各自的，走着走着，说不定就走到了一起。
张振勋把那袋咖啡豆重新扛上肩，迈开步子朝仓库走去。码头的太阳晒得他背上汗津津的，海风从北面吹过来，把他被晒得褪了色的破褂子吹得鼓了起来。
他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下来，把肩上的麻袋换了个位置，然后继续走。肋骨那里已经不疼了，伤口愈合了，新的骨头长了出来，比断掉之前更硬。
他走着走着，忽然哼起歌来。声音很小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。那是大埔的山歌：
“满山竹子背虾虾，
莫笑穷人戴笠麻，
慢得几年天地转，
洋布伞子有得擎。“
他哼着歌，扛着咖啡豆，走进了巴达维亚午后的阳光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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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脚踩在巴达维亚的土地上，脚底下传来的触感跟大埔的山路、汕头的石阶都不一样——这是一片松软的、带着余温的土地，像一块刚出炉的发糕。他弯下腰，用手掌按了按地面，然后直起身来，朝四周望去。
码头比他见过的汕头码头还要大十、百倍、热闹十倍、百倍，看不到的边际、数不尽的人。无数条栈桥像巨人的手指一样伸进海里，栈桥之间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船——除了红头船，还有挂着英国旗的黑色铁甲船、荷兰人的三桅帆船、当地的窄长渔船，甚至有一艘船尾画着弯月的阿拉伯帆船。
码头上人头攒动，穿什么的都有：荷兰军官的白色制服、华人的长衫马褂、马来人的纱笼、印度人的缠头巾。货物堆积如山：一箱箱的茶叶、一袋袋的香料、一捆捆的橡胶、一笼笼嘶叫的鹦鹉，甚至还有大象..........
空气中弥漫着数百种气味——胡椒的辛辣、丁香的甜腻、咖啡的焦苦、海水的咸腥、还有某种潮湿的、带着花香的、热带的甜腐气。
张振勋深吸了一口这混杂的气味，觉得肺腑里像是被灌进了一锅乱炖。他紧了紧肩上的包裹，跟着同船的人流，朝码头外面走去。
陈伯在他身后下了船。老水手站在跳板尽头，把烟袋叼在嘴里，慢悠悠地对张振勋说：“后生，到了。我在这边有个老朋友，开杂货铺的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先去他那儿落脚。“
张振勋还没来得及答话，几个穿着短打的汉子就围了上来。领头的是个黑胖的光头，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铜链，油光光的脸上堆着笑，可那笑容只堆在嘴皮子上，眼睛里半点笑意也没有。
“刚下船的吧？找活干？来来来，跟我走，我介绍个好去处。荷兰人的大橡胶园，包吃包住，月钱不少——“
陈伯把张振勋往后拉了半步，挡在他前面，朝那光头拱了拱手：“阿昆哥，这后生是我船上的人，我带他走的。“
那光头脸上的笑“唰“地收了。他上下打量了陈伯一眼，嘴角撇了撇：“陈伯，你老了，不管事了。这后生年轻力壮，跟着你去杂货铺搬箱子？屈才了。“他伸手就要来拽张振勋的胳膊。
张振勋侧身一闪，那光头的手抓了个空。光头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哟，还是个滑头的。“他朝身后的几个汉子一使眼色，几个人围了上来，把张振勋和陈伯困在中间。
陈伯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，叹了口气：“阿昆哥，给老朽一个面子。“
“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“光头嗤笑了一声，一挥手，“带走。“
两个汉子上来架住了张振勋的胳膊。张振勋挣了一下，没能挣开。他回头看向陈伯，老水手站在人群里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张振勋从未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愤怒，不是无奈，而是一种深深的、被岁月磨平了的疲惫。
“陈伯——“张振勋喊了一声。
“后生，“陈伯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，“记住我的话。三条。一条也别忘。“
张振勋被连推带拽地拖走了。他回过头，看着陈伯的身影在人潮中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，终于被完全吞没。
他甚至连一声正式的“再见“都没来得及说。
除了张振勋、黄阿福，船上还有几个年青力壮的被拉到一起，稀里糊涂的签下了五年的卖身契，就被“胖光头”那班人带到一群荷兰人跟前。
光头笑嘻嘻地和管事的那个荷兰人说了几句，荷兰人给了些钱他，就这样张振勋他们就被那群荷兰人“接”走了。
橡胶园在巴达维亚城南面，坐马车也要走两个时辰。
张振勋和另外二十来个“新货“被塞进两辆没有顶篷的牛车，像牲口一样被运了过去。路越走越偏，两旁的房屋从砖瓦变成了茅草，从茅草变成了没有。大片大片的绿色植物铺天盖地地蔓延开来，叶子肥厚、油亮，像一只只摊开的手掌。
那就是橡胶树。张振勋后来才知道，这漫山遍野的树是从巴西移植来的，每一棵树的汁液流出来，凝固了，就成了洋人做车轮、做鞋底、做各种各样新奇物件的“橡胶“。而他们这些从中国被运来的人，就是替洋人割这种树的“工具“。
橡胶园比张振勋想象的大得多。一眼望不到边的橡胶树林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像一支沉默的军队。树林中间有一条土路，路尽头是一片低矮的木板棚屋，那就是“猪仔“们的住处。
管事的把他们从牛车上赶下来，像赶一群羊。一个穿着白衬衫、戴着巴拿马草帽的荷兰人站在棚屋前面的空地上，手里拿着一根马鞭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，站成一排。那荷兰人很年轻，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，金发碧眼，皮肤白得不像话。可他的眼神很冷，像冬天结了冰的湖面，一眼望过去，能冻到骨头里。
一个戴瓜皮帽的华人翻译站在他旁边，朝他们喊：“彼得先生说了，每人每天割三百棵树，割不完不准吃饭。早上五点起来，晚上六点收工。谁想跑——“翻译指了指空地边上竖着的两根木桩，木桩之间挂着一副铁镣，“看见了？“
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，但没有人敢出声。
张振勋站在人群里，攥紧了拳头。他的手掌上还裹着陈伯给的草药，经过这一路的折腾，药膏已经干裂了，手心一阵一阵地疼。可比起手心的疼，他胸口的那股闷气更让他难受——舅父欺负他，他认了，那是他没本事；可到了这南洋，什么都没干呢，先被人锁进园子里当牛马，还被迫签下了卖身契，他不服。
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了。每人发了一把弯刀、一只铁皮桶，被带进了橡胶树林。一个早来了半年的老“猪仔“给他们示范怎么割胶——在树皮上斜切一刀，切出一个V字形的口子，乳白色的树汁就从切口流出来，沿着一个导流的小铁片滴进桶里。一棵树割一刀，三刀一桶，一天三百棵树，就是一百桶。
张振勋弯着腰干了两个时辰，腰就酸得像要断掉。橡胶树的汁液粘在手上，又粘又腻，洗都洗不掉。他的手掌被弯刀柄磨出了新伤，旧伤加新伤，整只手血糊糊的。可他没停。他记得小时候在车轮坪村挑水浇田的日子，那时候肩膀磨出血泡也没停过。山里的孩子别的不行，吃苦是吃惯了的。
晚上六点，铜钟敲了。所有人提着桶回到空地，翻译一个一个地数。数到张振勋的时候，他提着一百零二只桶——他在中间找了个空档，多割了七棵，又把其中五棵的树汁分给了隔壁那个实在割不完的老头。
翻译数完了，朝管事的点了点头。那叫彼得的荷兰人站在棚屋门口，冷冷地扫了人群一眼，挥了挥手，转身进了屋。
张振勋端着分到的一碗稀饭——说是稀饭，其实就是一把糙米煮了一大锅水——蹲在棚屋门口，慢慢地喝着。旁边的老头凑过来，低声说：“后生，你今天多割了？“
“嗯。“
“别出这个头。“老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，“你多割了，明天他们就要加量。加到你割不动为止。这儿的规矩不是能者多劳，是把你榨干。“
张振勋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。他抬起头看着老头，老头的脸在暮色里黄得像一张旧纸，两只眼睛凹在眼眶里，却没有光。那眼神跟他在红头船底舱里见过的那些人一模一样——空洞，麻木，像是已经把什么东西都丢掉了。
张振勋低头喝了一口稀饭，没有说话。
夜里的橡胶园安静得吓人。没有鸡叫，没有狗吠，只有青蛙在远处的水塘里鼓噪，此起彼伏，像在开一场永远不散的会。棚屋里挤了二十几个人，每人只有一块窄窄的木板，翻个身都会碰到旁边的人。有人在打鼾，有人在翻身，有人在低声地哭。
张振勋躺在木板上，睁着眼睛望着屋顶。屋顶是茅草铺的，缝隙里能看见天上几颗星星。那星星跟海上看见的一样，又大又亮，冷得发蓝。他想起了车轮坪村的星空，想起母亲在灶间给他熬的红薯粥，想起陈珏站在村口榕树底下对他说“我等你“。
他把手伸进怀里，摸到那枚铜钱。铜钱还温热着。他把铜钱攥在手里，闭上眼睛。
我不能死在这里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。我答应了要回去的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像钝刀子割肉。
橡胶园里的规矩越来越多。不准说话，不准蹲着歇脚，不准在树下躲雨。每天早晨五点铜钟敲响之前，所有人都得站在空地上点名，谁迟到了，当天的饭就扣一半。张振勋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小，人一天比一天瘦，颧骨从脸上突了出来，下巴也尖了。可他那一双眼睛反而越来越亮，像两粒烧红的炭。
他在观察。他观察棚屋四周的地形，观察守卫换班的时间，观察哪段篱笆最矮、哪段路的草丛最深。他把这些细节一点一点地记在脑子里，像小时候在晒谷场上写字一样，一笔一画，清清楚楚。
园子里不是没有人跑过。张振勋来的第二周，就有三个年轻人趁夜跑进了橡胶林。第二天天亮，守卫牵着狗追了出去，下午的时候，三个人被拖了回来，浑身是伤，腿都被打折了。彼得站在空地中间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用马鞭挨个指了指那三人。守卫把他们拖到那两根木桩前面，用铁镣锁住了脚踝，就那么晾在太阳底下晒了整整两天。
第三天，那三个人被抬走的时候，人事不省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跑过。
但张振勋在等。他等一个机会。
那机会在第二个月里来了。那晚下了暴雨——南洋的暴雨跟大埔的山洪不一样，大埔的雨是泼下来的，南洋的雨是倒下来的，天上像被人捅了个窟窿，整条天河的水全浇了下来。风刮得棚屋的顶都快掀了，雨打在茅草上噼里啪啦响，什么也听不见。
张振勋在黑暗中坐起来。
他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个叫黄阿福的少年——在橡胶园，两个人一直挨在一起睡。张振勋在阿福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三下，那是他们约定好的暗号。
阿福坐了起来。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。张振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在园子里悄悄地拢了七个人——都是同船的，都是年轻人，都是还想着跑的人。
“今晚，“张振勋贴着他们的耳朵一个一个地说，“雨最大的时候。从西边的篱笆翻出去，钻进橡胶林，往南跑。南边有条河，过了河就没人追得上了。“
七个人在黑暗中点了点头。没有人多问一个字。
雨最大的时候是后半夜。风在棚屋外面咆哮，雨点打在屋顶上像有一万个人同时在敲鼓。张振勋趴在门口听了片刻，然后一挥手，七个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棚屋里溜了出去，贴着墙根的阴影，朝西边的篱笆摸过去。
雨太大了，视线几乎为零。他们在雨幕中摸索着前进，每一步都踩在泥里，扑哧扑哧地响。好在雨声盖住了一切，连狗叫都听不见了。他们摸到了西边的篱笆——那里有一段矮墙，上面爬满了藤蔓，是张振勋提前看好的。
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翻了过去。张振勋是最后一个。他双手撑住篱笆的顶端，身子往上一纵，两条腿刚要翻过去——
他听见了一声尖叫。
那声音不大，从篱笆另一边的一间小木屋里传出来。那是荷兰人彼得住的房子，他和他五岁的儿子住在里面。
张振勋的脚已经搭上了篱笆顶，只要一翻身他就出去了。可那声尖叫在他耳朵里钉住了，钉得他动弹不得。那是个孩子的声音，跟红头船底舱里那个病死的孩子的声音差不多大小。
他咬了咬牙，翻身落了回去。他朝篱笆那边低声喊了一句：“你们先走！往南跑！“
然后他转身朝那间小木屋跑去。
木屋的门虚掩着，被风刮得砰砰响。张振勋一把推开，屋里一片漆黑，有个小小的身影缩在床角，正在哭。是彼得的儿子，五岁的荷兰小孩，金发的小脑袋埋在膝盖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大概是风暴把窗子刮碎了，碎玻璃扎了孩子的脚。他是在下床找人的时候被扎的，一个人困在黑暗里，找不到爸爸妈妈，只能哭。
张振勋朝那孩子伸出手。那孩子吓得往后缩了一下，抬起泪汪汪的蓝眼睛看着他。张振勋不会说荷兰话，他只会陈伯教的几个词。他蹲下来，把声音放得很轻很慢，用刚学来的马来话掺着荷兰词说了一句：
“别怕。跟我走。“
他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。那孩子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伸出两条小胳膊，搂住了张振勋的脖子。张振勋抱着他冲进了雨里，朝橡胶园的主屋跑去。他跑到一半，迎面碰上了追赶来的彼得和几个守卫。
雨幕中，彼得的白衬衫湿透了，贴在身上，草帽早被吹飞了，金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耷拉在额头上。他看见张振勋怀里抱着自己的儿子，脸上的表情先是惊愕，然后是恐惧，再然后——
“放下他！“他怒吼着扑了上来，一把夺过孩子，随即一脚踹在张振勋的胸口。
张振勋被踹翻在泥地里，后脑勺磕在一块石头上，眼前一阵发黑。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几个守卫已经扑了上来，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、头上、背上。
“跑！他带人跑了！他是头儿！打！往死里打！“
他蜷在泥地里，双手抱着头，咬着牙承受着那些拳脚。肋骨断了一根，他听见了那声“咔嚓“；牙被打掉了一颗，他尝到了满嘴的血腥味。他没有求饶，也没有喊叫，只是把身子缩得更紧了一些，像一只被踩进泥里的乌龟。
“住手！“
那声音是彼得的。荷兰人的声音在风雨中有些发抖，但他喊得很响。
“他救了我儿子！他——他——救了我儿子“彼得的声音顿了一下，然后，噼里啪啦地对着守卫们吼了一通。
张振勋躺在泥地里，满脸是血，浑身疼得像散了架。他勉强睁开一只眼——另一只已经肿得睁不开了——模糊的视线里，他看见彼得站在他面前，怀里抱着那个金发的小孩。小孩正用荷兰话对父亲说着什么，两只小胳膊还在比划。
彼得听完了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弯下腰，朝张振勋伸出手来。
“起来。“他说。这一次他说的是中国话，磕磕巴巴的，但张振勋听懂了。
张振勋没有接他的手。他自己撑着地面，一寸一寸地爬了起来。他站直了，两条腿在抖，可他站直了。
彼得看了他很久，雨水从他金色的头发上淌下来，流过他白皙的脸。
荷兰守卫简单的对张振勋的伤口处理了一下，又把他押到“猪仔房”关了起来。
第二天，雨还在下。守卫把张振勋带到橡胶园的主屋前，彼得拿出一张纸来。他把那张纸递到张振勋面前，当着张振勋的面，把纸撕成了两半，又撕成了四片，碎纸屑被风一吹，满地飘飞，混在雨里，像一群白色的蝴蝶。
“你自由了。“彼得说。
之后，张振勋被扔出了橡胶园的大门。
他像一条狗一样被赶了出来，浑身是伤，身上只剩下那件破褂子和一条裤子。包裹没了，不知道是逃跑的时候丢了，还是被守卫们搜走了。他站在橡胶园门口的大路上，浑身湿透，满脸是血，一只眼睛肿着，肋骨一呼吸就疼。
他伸手摸了摸怀里。
铜钱还在。
张振勋站在那条泥泞的大路上，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。天正逐渐晴了起来，晨光把云层染成了暗红色，像一抹干涸的血迹。他沉默地站了很久，然后抬起脚，一步一瘸地朝南走去。
他走了整整一天。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肋骨每走一步都在疼。他靠在一个路边的椰子树下歇了一会儿，用石头砸开了一个掉在地上的椰子，喝了几口椰汁，继续走。
傍晚的时候，他回到了巴达维亚。
城里的灯火正在一盏一盏地亮起来。华人区里挂了红色的灯笼，荷兰人区里亮起了煤油灯，土著区的棚屋里透出星星点点的火光。整座城市在暮色中亮了起来，像一只巨大的、长满了彩色鳞片的怪兽。
张振勋走在街道上，人们从他身边经过，有人看了他一眼就匆匆避开——一个浑身是伤的、脏兮兮的、连鞋都没有的中国苦力，在这座城市里是再常见不过的风景。没有人多看他第二眼。
他走到一座石桥下面，蜷缩着坐了下来。桥洞底下有个干爽的角落，铺着几片干蕉叶。他坐在蕉叶上，抱着膝盖，把肿成一条缝的那只眼睛闭上。
肚子饿得咕咕叫。肋骨疼得他一呼一吸都小心翼翼。可他坐在那个黑黢黢的桥洞里，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——他想起在橡胶园里被撕碎的那张纸，那些像白蝴蝶一样在风雨中翻飞的纸屑。
卖身契。那是他自己的卖身契。
自由了。他对自己说。张振勋，你自由了。
他在黑暗里笑了一下，嘴角扯动了伤口，疼得他嘶了一声。可他还是笑着，无声地笑着，把脸埋进了膝盖里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街头风餐露宿，靠打零工糊口。
他什么活都干。给码头扛包，给商铺搬货，给人挑水，帮人跑腿。他的脸渐渐地不再那么肿了，肋骨也慢慢地愈合了，可身上留下了一身的疤。他的力气又回来了，甚至比以前更大——在橡胶园里那两个月，每天割三百棵树，把他的筋骨磨得更结实了。
他走遍了巴达维亚的大街小巷。欧洲人区的街道宽阔整洁，路边种着整整齐齐的棕榈树，荷兰人的别墅是白色的，带着宽大的凉台，窗户上装着亮晶晶的玻璃。华人区则热闹拥挤，店铺一家挨一家，卖药材的、卖布匹的、卖茶叶的、卖洋货的，招牌从街头挂到街尾，红红绿绿的，还有写着洋文的铁皮招牌。土著区最破，竹子和茅草搭的房子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，地上总是湿漉漉的，污水横流。
他学会了更多马来话，也学会了几句荷兰话。他知道了这座城市里哪些地方能讨到剩饭，哪些工头给钱爽快，哪些巷子里的客栈最便宜——一夜只要两个铜板，铺一张席子，十几个苦力挤在一起，翻身都困难。可至少比桥洞底下强。
他有时候会想起橡胶园里那七个跑了的人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成功。他又想起黄阿福，那个在风暴中被他从浪里拽出来的少年。阿福跟着他跑了，可翻过篱笆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他想起陈伯。老水手不知道还在不在巴达维亚，还是又上了另一条船。他想起陈伯教他的那三条——听得懂话，看得懂规矩，别丢了骨头。他把这三条刻在骨头里，白天干活的时候想，晚上躺在客栈地铺上的时候也想。
有一回，他在码头扛包的时候，听见两个穿长衫的中国人在说话。其中一个提到了一个名字——“徐润“，说此人在上海替洋人做买办，年纪轻轻已经挣了大钱。另一个说，还有个叫“唐廷枢“的在香港洋行做事，不但会说洋话，还跟洋人合办了学堂。
张振勋扛着一袋咖啡豆从他们身边走过，把这些名字记在了心里。
徐润。唐廷枢。
他不认识这两个人，可他听到他们名字的时候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——像在黑黢黢的夜里，忽然看见远处有灯火在闪。隔得很远，隔着山、隔着海、隔着看不清的黑暗，可那灯火确实在闪。
他放下肩上的咖啡豆，直起腰来，朝东边的天际线望了一眼。那是中国的方向，也是上海、香港的方向。他自然不知道那两个年轻人此刻正在做什么，可他知道，在这个时代的同一片星空底下，有跟他一样的中国人在摸黑赶路。有人在做买办，有人在学洋话，有人在南洋的码头上扛包，有人在橡胶园里断了肋骨。
他们都在这漆黑的夜里走着，各自走各自的，走着走着，说不定就走到了一起。
张振勋把那袋咖啡豆重新扛上肩，迈开步子朝仓库走去。码头的太阳晒得他背上汗津津的，海风从北面吹过来，把他被晒得褪了色的破褂子吹得鼓了起来。
他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下来，把肩上的麻袋换了个位置，然后继续走。肋骨那里已经不疼了，伤口愈合了，新的骨头长了出来，比断掉之前更硬。
他走着走着，忽然哼起歌来。声音很小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。那是大埔的山歌：
“满山竹子背虾虾，
莫笑穷人戴笠麻，
慢得几年天地转，
洋布伞子有得擎。“
他哼着歌，扛着咖啡豆，走进了巴达维亚午后的阳光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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