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:菊屋
第一幕:暗流(1931-1937)
第3章:菊屋
方觉明在下午四点走出霞飞路一百二十三号。他没有叫黄包车,步行。从法租界到虹口,走路要四十分钟。他需要这四十分钟。需要把脑子里的线一根一根理清楚,需要在到达菊屋之前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。
老K留下的那只眼睛刻在血纸条上,没有瞳孔。他在纸上画了无数遍,越画越觉得那只眼睛不是在看他——是在看别的东西。看什么?他不知道。小孟说“习惯”左手插口袋,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?方觉明想了很久。是三个月前,从老K最后一次从苏区回来的那天开始。小孟去码头接的老K,两个人单独待了半个小时。老K没有告诉他那半个小时他们说了什么。他只说了一句:“小孟是个好同志。”那是老K最后一次提到小孟。
方觉明走过了公共租界的霓虹灯——白天它们不亮,灰扑扑地挂在楼面上,像一排死去的眼睛——走过了外滩的江风,走上了苏州河桥。他没有在桥上停。桥下的水已经换了,老K的尸体被打捞走了,只剩下浑浊的黄褐色水流。他走下桥,走进虹口。
虹口的街道比法租界窄,比公共租界暗。两旁的房子是日式木屋,门楣低矮,窗户纸糊。空气里有味增汤的咸腥、清酒发酵的甜腻和一种更淡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——那是榻榻米的味道,潮湿的、略带青草气的,让他想起千叶医专的宿舍。
菊屋在一条窄巷子里。门楣上挂着一盏红灯笼,灯笼上用隶书写着一个“菊”字。红纸已经褪色,灯笼下方的流苏在夜风中轻轻晃动。门前站着两个穿和服的女子,脸涂得雪白,脖颈却露出本来的肤色,分界线像面具的边缘。她们向方觉明鞠躬,用日语说“欢迎光临”,声音不高不低,训练有素。
他没有立刻进去。他站在巷口的阴影里,观察了十分钟。进出的客人不多,大多是日本男人,偶尔夹杂几个穿西装的中国人。他在数人,也在数车。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尾,引擎没有熄,排气管冒着白烟。车牌号他没有见过,但车窗是茶色的,从外面看不见里面。那里坐着一个人,在等谁。
方觉明整了整衣领,走出巷口。他的步伐变了——不再是法租界里那个谨小慎微的潜伏者。他的肩膀微微后仰,步伐不快不慢,眼神带着恰到好处的迷离,像一个刚从酒局上下来、打算换个地方继续喝的男人。他把呼吸放慢了一拍,让眼睑微微下垂,让嘴角挂上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。从走进菊屋大门的那一刻起,他就不再是方觉明。他是周明轩,洋行职员,一个喜欢喝日本清酒、听日本小曲的上海小开。
玄关处,一个穿藏青色和服的女人迎上来。四十岁左右,眼角有细纹,但那些细纹的走向不是衰老留下的,是长期微笑形成的——肌肉记忆,像一张纸被反复折叠后的折痕。她的笑容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。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,完成了全部判断:衣着中等,消费能力尚可,威胁程度为零。
“欢迎光临菊屋。”她用带着大阪口音的日语说,鞠躬四十五度。
方觉明用日语回答:“有位置吗?”他的日语是千叶口音,清音浊音分得很清,母音不拖长。这是山田秀夫教出来的口音。
女人的眉毛动了一下。不是惊讶,是重新评估。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人,在这里要么是做生意的,要么是做情报的。
“当然有。先生请跟我来。”
她领着他穿过窄窄的走廊。走廊两侧是纸糊的拉门,柏木框架,糊着淡黄色的和纸。门后面传来三味线的琴声、女人的笑声、男人压低声音的交谈。那些声音从纸门的缝隙中漏出来,又细又薄,像隔了一层膜。方觉明的耳朵像筛子一样过滤着这些声音——他在听。听哪些门后面是真正的客人,哪些门后面是假装的。听哪些笑声是酒精催出来的,哪些是演出来的。听那些被纸门挡住的日语对话里,有没有他需要的关键词。没有。至少这一层没有。
女人把他领到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包房。推开拉门,六叠大小的和室,壁龛里挂着一幅富士山的画,笔触粗犷,像是学生习作。壁龛前的花几上放着一瓶插花,干枯的芦苇插在黑色的陶罐里,芦苇穗已经发白了。矮桌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,在灯光下隐约可见,像是有人用什么东西划过——也许是戒指,也许是手铐。方觉明的目光扫过房间的四个角落,然后落在窗户上。窗户正对着楼梯。如果有人上来,他会第一个看见。
“先生想喝什么?”“松竹梅。温的。”“要请艺伎吗?”“你推荐。”女人的笑容扩大了一毫米,露出上排牙齿中最中间的两颗。“有一位新来的。弹得一手好三味线。从哈尔滨来的。”
哈尔滨。方觉明的心脏跳了一下。哈尔滨是关东军情报本部所在地。从哈尔滨来的艺伎,不是艺伎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女人退出去,拉门合上。她的木屐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,在走到楼梯口时停了一下,然后继续下楼。方觉明注意到了那个停顿。她在向楼下的人传递信号——客人安排妥了。
他独自坐在房间里,让身体完全松弛,靠在墙壁上。但他的耳朵贴着墙壁,听着隔壁的声音。两个日本商人在谈棉纱生意,说话内容是真的——他们说了供货商,说了价格,说了运输路线。楼下三味线的调子从《黑发》切换到《雪之丞》,演奏者的指法很熟练,但换曲时的停顿比正常长了两拍——她在看什么东西。走廊里木屐声由远及近,步幅小频率快,不是老板娘。脚步声在他门口停了。没有敲门。她在门外站了三秒。方觉明听见了布料摩擦的声音——她在整理和服下摆。然后她敲了三下门。一重两轻。不是标准暗号,是倒过来的。
“进来。”
拉门开了。
她站在门口,逆着走廊的灯光,深蓝色和服,银灰色腰带,脸上涂着白粉,嘴唇一点朱红。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不该属于艺伎的东西——警觉。那种一个人走进陌生房间时,用零点几秒扫过所有出口、所有人脸、所有可能的威胁的本能。方觉明认识这种眼神,因为他自己也有。
她走进来,拉门在她身后合上。走廊的灯光被切断,房间里只剩下矮桌上那盏煤油灯的昏黄火苗。她跪在方觉明对面,将三味线横在膝上。动作行云流水,每一个细节都符合艺伎的规矩——先整理和服的下摆,再调整三味线的位置,最后双手平放膝上,低头。完美得像一场表演。但方觉明注意到一个细节:她整理和服下摆的时候,左手的小指微微翘起。那不是艺伎的仪态。翘起的小指,是随时准备探入衣襟拔枪的手势。
“先生想听什么曲子?”“你会弹什么?”“都会一点。”“那就弹你最拿手的。”
她低下头,调弦。三味线的弦是丝质的,用手拨动时发出的声音不像琴,像是有人在低语。她调了三次,每次修正的角度不超过五度。她的耳朵很灵敏。手很稳。指甲剪得很短,没有涂蔻丹——不是艺伎的手。艺伎的手是指甲留长、染得鲜红的。她的手是实用的手,可以弹琴,可以握刀,可以扣扳机。
她开始弹。《雪之丞》。曲调哀婉,像冬天落在瓦片上的雪,一层一层,把所有的声音都埋掉。她弹得很慢,每一个音都拖得很长,像是在等什么。方觉明看着她的手。她的手腕很细,前臂内侧有一道疤,两寸长,圆形的,边缘不规则——烟头烫的。不是一刀,是三下,排列成三角形。这是日本宪兵队审讯时的标准手法,用烟头在手臂上烫出三点,代表“不说不写不认”。他见过这种疤痕,在那些从日本宪兵队手里活着出来的人身上。
“先生怎么找到菊屋的?”她突然问。琴声没有停。
“朋友介绍的。”“什么样的朋友?”这个问题越界了。艺伎不会问客人的私事,除非有人让她问。
方觉明看着她。她的手指在琴弦上停了,双手放在琴身上,交叉。他在等她露出破绽。
“一个老朋友。”方觉明说。“姓沈。”
琴声停了一拍。只有一拍。然后旋律继续,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方觉明看见了——她的右手食指在琴弦上多按了半寸,那个音比正常的低了半个调。不是失误,是身体的本能反应。一个潜伏者听到某个特定词时,肌肉会产生不由自主的紧张。她认识姓沈的人。
“姓沈的客人,”她说,声音依然平稳,“菊屋有很多。”
“那改天我请他来,让你认识一下。”
她抬起头,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。那一瞬间,方觉明感觉到了一种奇异的熟悉感。那种在黑暗中独自睁着眼睛、等待猎物的眼神。他自己镜子里的眼神。
“先生贵姓?”“周。周明轩。”“周先生。您是做什么生意的?”“洋行。什么赚钱做什么。”“最近在做什么?”“棉纱。”
琴声停了。她把三味线放在榻榻米上,端起酒壶,给方觉明的酒杯斟满。倒酒的时候,她的左手袖子滑落,露出一截小臂。那道三角形的烫伤疤痕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泽。她倒完酒,把酒杯递过来。方觉明接过酒杯。他的手碰到了她的手。她的指尖冰凉。不是紧张,是因为血液循环被和服紧束腰带压制了。这是老手才知道的细节——真正的艺伎不会让指尖变冷,她们会在待客前把手放在怀炉上暖很久。
“周先生。您今晚一个人来菊屋吗?”“是。”“一个人来这种地方,不怕危险吗?”
方觉明抿了一口酒。“虹口是日本人的地盘。有日本人的地方,应该很安全吧。”
她笑了一下。笑容在那张涂满白粉的脸上绽开,像面具裂开一道缝。她站起来,走到窗边,推开一条缝。夜风灌进来,吹得灯笼里的火苗晃了一下。她背对着方觉明,看着窗外。
“今天晚上不太平。苏州河那边发现了一个死人。听说是个中国人。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。法租界的巡捕查了一天了。”
方觉明握着酒杯的手没有动。法租界巡捕房对外公布的死因是“溺亡”。但她说了“从背后开枪打死”。她知道真相。
“从背后开枪?”方觉明用恰到好处的惊讶语气问。“怎么会有这种事?”“谁知道呢。”她转过身,靠窗站着,逆光让她的脸陷入阴影。“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。也可能——是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”
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。两个人的脚步。一重一轻。重的那个人穿皮鞋,轻的那个人木屐。脚步声在门口停住。拉门被拉开。老板娘站在门口,身后跟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日本男人。四十岁左右,短发,脸上的线条像用刀削出来的,左侧腋下有一块凸起——枪套。
“周先生。”老板娘的笑容依然精准,但眼睛里有了一种新的东西——紧张。“这位是松井先生。他想和您喝一杯。”
松井走进房间。他看了一眼那个艺伎,然后目光钉在方觉明的脸上。那双眼睛是黑色的,像两粒没有光泽的石子。
“周明轩?霞飞路一百二十三号,三楼。”他用中文说,口音很重。
“您调查过我。”方觉明说。
“虹口是我的辖区。每一个走进菊屋的中国人,我都会调查。尤其是会说日语的。”松井在他对面坐下,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“方先生。您今晚来这里,是要谈棉纱生意?”“是。”“跟谁谈?”“还没约好。”“那我来帮您约。”松井放下酒杯,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名片,放在桌上。白色卡片,只有一行字:梅机关,山田太郎。
他站起来,走到门口,回头看了那个艺伎一眼。“白虹,好好招待周先生。”
拉门合上。脚步声远去。
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。方觉明端着酒杯,手依然稳,但他的后背上,冷汗已经浸透了衬衣。白虹。这不是艺伎的名字,是代号。虹口日本情报机关给特工起的代号。松井知道她是特工,他让她来“招待”方觉明。她是军统的人?还是日本人的双面间谍?
方觉明转头看向她。她还站在窗边,逆光中,脸上没有了艺伎的笑容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视。
“你姓沈?”她忽然问。
方觉明没有回答。
“我刚才问你,你提到姓沈的朋友。我认识的人里,只有一个姓沈的。”
“谁?”
“我自己。”
沈寒舟。军统特工。代号“白虹”。她不是日本人的双面间谍,她是军统安插在菊屋的钉子。松井知道她的身份,但没有动她,因为她在替他盯着菊屋里的每一个中国人。现在她盯着方觉明。
“沈小姐。”方觉明说。他用了她的真名。“你的三味线弹得不错。但刚才那首《雪之丞》,第三段有个音弹错了。应该是‘上’弦,你按成了‘中’弦。”
沈寒舟的眼神变了一瞬。那个音是她故意弹错的。她在测试他懂不懂三味线。如果他不懂,他是普通商人。如果他懂,他就是一个受过日本文化训练的人。而一个受过日本文化训练的中国人,在虹口,只有两种身份:汉奸,或者间谍。
“周先生懂三味线?”“在日本的时候,跟一位老师学过几年。那位老师姓山田。”
沈寒舟的眼神又变了一瞬。这一次,不是试探,是确认。“山田老师?”“山田秀夫。千叶医专的国文教授。”
她沉默了。煤油灯的火苗在她瞳孔里跳动。她从腰带内侧摸出一张照片,放在桌上。照片上是一个日本军官,站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门前,身边站着六个人,其中一个是山田秀夫。
“这是我从松井的文件柜里偷拍的。”沈寒舟的声音压得很低。“山田秀夫不是普通的国文教授。他是关东军情报本部的顾问。他也是‘八纮’。”
方觉明看着那张照片。他认识山田秀夫,但不认识照片上那个穿着军装、站在六个军人中央的人。那个人的笑容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,温和的、耐心的、像是在看学生的笑容。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——不是温和,是冷。那种冷他从山田秀夫的课堂上从来没有感觉到过。
“周先生。”沈寒舟把照片收起来。“明天下午三点,外白渡桥。山田太郎会在那里等你。”她顿了一下,声音更低了。“但你也不要一个人去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‘八纮’也会在那里。他会在你身后。看着你。”
沈寒舟站起来,走向门口。拉门开了,又关了。走廊里的木屐声渐行渐远。方觉明独自坐在包间里,煤油灯还在燃烧。他把那杯凉透了的清酒端起来,一饮而尽。然后他站起来,走向门口。
在走廊里,他走了三步,停住了。
楼梯拐角处的墙上有一面椭圆形的镜子。黄铜边框,镜面有些斑驳,镜面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——不是磨损,是有人反复擦拭同一个位置。他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。而在他的脸后面,二楼走廊尽头,一扇拉门无声地拉开了一条缝。
那条缝里有一只眼睛。不是沈寒舟的眼睛,不是松井的眼睛。是一只他见过的眼睛。金丝边眼镜的镜框在走廊灯笼的光线下反射出一小片暖黄色的光斑。那光斑的形状和角度,和他在千叶医专解剖室里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山田秀夫。他在那里。他从头到尾都在那里。
方觉明没有回头。他继续走,走下楼梯,走出菊屋大门。夜风迎面扑来,带着苏州河的水腥气。他的后背上,冷汗已经湿透了衬衣。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着那把勃朗宁,指节泛白。
他知道了一件事。菊屋里不止一个鬼。沈寒舟是军统的鬼。松井是梅机关的鬼。山田太郎是另一个鬼。还有第三个鬼——那个在走廊尽头拉门后面、透过镜子的反射看着他离开的鬼。山田秀夫。他没有死。他回来了。他不是山田太郎的哥哥,他就是山田秀夫本人。那个在课堂上说“方君,我们还会再见面”的人。他没有死。他回来了。他是“八纮”。
方觉明加快脚步,消失在虹口的夜色中。
菊屋二楼,走廊尽头那扇拉门已经完全合上。房间里,一个人跪坐在榻榻米上,面前放着一盘将棋。他将一枚“角行”向前推了一格,对准棋盘中央的“王将”。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眼睛,眯成了两道缝。
“方觉明君。欢迎回来。”
窗外,苏州河的水声在黑夜里响了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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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章:菊屋
方觉明在下午四点走出霞飞路一百二十三号。他没有叫黄包车,步行。从法租界到虹口,走路要四十分钟。他需要这四十分钟。需要把脑子里的线一根一根理清楚,需要在到达菊屋之前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。
老K留下的那只眼睛刻在血纸条上,没有瞳孔。他在纸上画了无数遍,越画越觉得那只眼睛不是在看他——是在看别的东西。看什么?他不知道。小孟说“习惯”左手插口袋,但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习惯?方觉明想了很久。是三个月前,从老K最后一次从苏区回来的那天开始。小孟去码头接的老K,两个人单独待了半个小时。老K没有告诉他那半个小时他们说了什么。他只说了一句:“小孟是个好同志。”那是老K最后一次提到小孟。
方觉明走过了公共租界的霓虹灯——白天它们不亮,灰扑扑地挂在楼面上,像一排死去的眼睛——走过了外滩的江风,走上了苏州河桥。他没有在桥上停。桥下的水已经换了,老K的尸体被打捞走了,只剩下浑浊的黄褐色水流。他走下桥,走进虹口。
虹口的街道比法租界窄,比公共租界暗。两旁的房子是日式木屋,门楣低矮,窗户纸糊。空气里有味增汤的咸腥、清酒发酵的甜腻和一种更淡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——那是榻榻米的味道,潮湿的、略带青草气的,让他想起千叶医专的宿舍。
菊屋在一条窄巷子里。门楣上挂着一盏红灯笼,灯笼上用隶书写着一个“菊”字。红纸已经褪色,灯笼下方的流苏在夜风中轻轻晃动。门前站着两个穿和服的女子,脸涂得雪白,脖颈却露出本来的肤色,分界线像面具的边缘。她们向方觉明鞠躬,用日语说“欢迎光临”,声音不高不低,训练有素。
他没有立刻进去。他站在巷口的阴影里,观察了十分钟。进出的客人不多,大多是日本男人,偶尔夹杂几个穿西装的中国人。他在数人,也在数车。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尾,引擎没有熄,排气管冒着白烟。车牌号他没有见过,但车窗是茶色的,从外面看不见里面。那里坐着一个人,在等谁。
方觉明整了整衣领,走出巷口。他的步伐变了——不再是法租界里那个谨小慎微的潜伏者。他的肩膀微微后仰,步伐不快不慢,眼神带着恰到好处的迷离,像一个刚从酒局上下来、打算换个地方继续喝的男人。他把呼吸放慢了一拍,让眼睑微微下垂,让嘴角挂上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。从走进菊屋大门的那一刻起,他就不再是方觉明。他是周明轩,洋行职员,一个喜欢喝日本清酒、听日本小曲的上海小开。
玄关处,一个穿藏青色和服的女人迎上来。四十岁左右,眼角有细纹,但那些细纹的走向不是衰老留下的,是长期微笑形成的——肌肉记忆,像一张纸被反复折叠后的折痕。她的笑容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。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,完成了全部判断:衣着中等,消费能力尚可,威胁程度为零。
“欢迎光临菊屋。”她用带着大阪口音的日语说,鞠躬四十五度。
方觉明用日语回答:“有位置吗?”他的日语是千叶口音,清音浊音分得很清,母音不拖长。这是山田秀夫教出来的口音。
女人的眉毛动了一下。不是惊讶,是重新评估。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人,在这里要么是做生意的,要么是做情报的。
“当然有。先生请跟我来。”
她领着他穿过窄窄的走廊。走廊两侧是纸糊的拉门,柏木框架,糊着淡黄色的和纸。门后面传来三味线的琴声、女人的笑声、男人压低声音的交谈。那些声音从纸门的缝隙中漏出来,又细又薄,像隔了一层膜。方觉明的耳朵像筛子一样过滤着这些声音——他在听。听哪些门后面是真正的客人,哪些门后面是假装的。听哪些笑声是酒精催出来的,哪些是演出来的。听那些被纸门挡住的日语对话里,有没有他需要的关键词。没有。至少这一层没有。
女人把他领到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包房。推开拉门,六叠大小的和室,壁龛里挂着一幅富士山的画,笔触粗犷,像是学生习作。壁龛前的花几上放着一瓶插花,干枯的芦苇插在黑色的陶罐里,芦苇穗已经发白了。矮桌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,在灯光下隐约可见,像是有人用什么东西划过——也许是戒指,也许是手铐。方觉明的目光扫过房间的四个角落,然后落在窗户上。窗户正对着楼梯。如果有人上来,他会第一个看见。
“先生想喝什么?”“松竹梅。温的。”“要请艺伎吗?”“你推荐。”女人的笑容扩大了一毫米,露出上排牙齿中最中间的两颗。“有一位新来的。弹得一手好三味线。从哈尔滨来的。”
哈尔滨。方觉明的心脏跳了一下。哈尔滨是关东军情报本部所在地。从哈尔滨来的艺伎,不是艺伎。
“好。”他说。
女人退出去,拉门合上。她的木屐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,在走到楼梯口时停了一下,然后继续下楼。方觉明注意到了那个停顿。她在向楼下的人传递信号——客人安排妥了。
他独自坐在房间里,让身体完全松弛,靠在墙壁上。但他的耳朵贴着墙壁,听着隔壁的声音。两个日本商人在谈棉纱生意,说话内容是真的——他们说了供货商,说了价格,说了运输路线。楼下三味线的调子从《黑发》切换到《雪之丞》,演奏者的指法很熟练,但换曲时的停顿比正常长了两拍——她在看什么东西。走廊里木屐声由远及近,步幅小频率快,不是老板娘。脚步声在他门口停了。没有敲门。她在门外站了三秒。方觉明听见了布料摩擦的声音——她在整理和服下摆。然后她敲了三下门。一重两轻。不是标准暗号,是倒过来的。
“进来。”
拉门开了。
她站在门口,逆着走廊的灯光,深蓝色和服,银灰色腰带,脸上涂着白粉,嘴唇一点朱红。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不该属于艺伎的东西——警觉。那种一个人走进陌生房间时,用零点几秒扫过所有出口、所有人脸、所有可能的威胁的本能。方觉明认识这种眼神,因为他自己也有。
她走进来,拉门在她身后合上。走廊的灯光被切断,房间里只剩下矮桌上那盏煤油灯的昏黄火苗。她跪在方觉明对面,将三味线横在膝上。动作行云流水,每一个细节都符合艺伎的规矩——先整理和服的下摆,再调整三味线的位置,最后双手平放膝上,低头。完美得像一场表演。但方觉明注意到一个细节:她整理和服下摆的时候,左手的小指微微翘起。那不是艺伎的仪态。翘起的小指,是随时准备探入衣襟拔枪的手势。
“先生想听什么曲子?”“你会弹什么?”“都会一点。”“那就弹你最拿手的。”
她低下头,调弦。三味线的弦是丝质的,用手拨动时发出的声音不像琴,像是有人在低语。她调了三次,每次修正的角度不超过五度。她的耳朵很灵敏。手很稳。指甲剪得很短,没有涂蔻丹——不是艺伎的手。艺伎的手是指甲留长、染得鲜红的。她的手是实用的手,可以弹琴,可以握刀,可以扣扳机。
她开始弹。《雪之丞》。曲调哀婉,像冬天落在瓦片上的雪,一层一层,把所有的声音都埋掉。她弹得很慢,每一个音都拖得很长,像是在等什么。方觉明看着她的手。她的手腕很细,前臂内侧有一道疤,两寸长,圆形的,边缘不规则——烟头烫的。不是一刀,是三下,排列成三角形。这是日本宪兵队审讯时的标准手法,用烟头在手臂上烫出三点,代表“不说不写不认”。他见过这种疤痕,在那些从日本宪兵队手里活着出来的人身上。
“先生怎么找到菊屋的?”她突然问。琴声没有停。
“朋友介绍的。”“什么样的朋友?”这个问题越界了。艺伎不会问客人的私事,除非有人让她问。
方觉明看着她。她的手指在琴弦上停了,双手放在琴身上,交叉。他在等她露出破绽。
“一个老朋友。”方觉明说。“姓沈。”
琴声停了一拍。只有一拍。然后旋律继续,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方觉明看见了——她的右手食指在琴弦上多按了半寸,那个音比正常的低了半个调。不是失误,是身体的本能反应。一个潜伏者听到某个特定词时,肌肉会产生不由自主的紧张。她认识姓沈的人。
“姓沈的客人,”她说,声音依然平稳,“菊屋有很多。”
“那改天我请他来,让你认识一下。”
她抬起头,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。那一瞬间,方觉明感觉到了一种奇异的熟悉感。那种在黑暗中独自睁着眼睛、等待猎物的眼神。他自己镜子里的眼神。
“先生贵姓?”“周。周明轩。”“周先生。您是做什么生意的?”“洋行。什么赚钱做什么。”“最近在做什么?”“棉纱。”
琴声停了。她把三味线放在榻榻米上,端起酒壶,给方觉明的酒杯斟满。倒酒的时候,她的左手袖子滑落,露出一截小臂。那道三角形的烫伤疤痕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泽。她倒完酒,把酒杯递过来。方觉明接过酒杯。他的手碰到了她的手。她的指尖冰凉。不是紧张,是因为血液循环被和服紧束腰带压制了。这是老手才知道的细节——真正的艺伎不会让指尖变冷,她们会在待客前把手放在怀炉上暖很久。
“周先生。您今晚一个人来菊屋吗?”“是。”“一个人来这种地方,不怕危险吗?”
方觉明抿了一口酒。“虹口是日本人的地盘。有日本人的地方,应该很安全吧。”
她笑了一下。笑容在那张涂满白粉的脸上绽开,像面具裂开一道缝。她站起来,走到窗边,推开一条缝。夜风灌进来,吹得灯笼里的火苗晃了一下。她背对着方觉明,看着窗外。
“今天晚上不太平。苏州河那边发现了一个死人。听说是个中国人。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。法租界的巡捕查了一天了。”
方觉明握着酒杯的手没有动。法租界巡捕房对外公布的死因是“溺亡”。但她说了“从背后开枪打死”。她知道真相。
“从背后开枪?”方觉明用恰到好处的惊讶语气问。“怎么会有这种事?”“谁知道呢。”她转过身,靠窗站着,逆光让她的脸陷入阴影。“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。也可能——是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”
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。两个人的脚步。一重一轻。重的那个人穿皮鞋,轻的那个人木屐。脚步声在门口停住。拉门被拉开。老板娘站在门口,身后跟着一个穿黑色西装的日本男人。四十岁左右,短发,脸上的线条像用刀削出来的,左侧腋下有一块凸起——枪套。
“周先生。”老板娘的笑容依然精准,但眼睛里有了一种新的东西——紧张。“这位是松井先生。他想和您喝一杯。”
松井走进房间。他看了一眼那个艺伎,然后目光钉在方觉明的脸上。那双眼睛是黑色的,像两粒没有光泽的石子。
“周明轩?霞飞路一百二十三号,三楼。”他用中文说,口音很重。
“您调查过我。”方觉明说。
“虹口是我的辖区。每一个走进菊屋的中国人,我都会调查。尤其是会说日语的。”松井在他对面坐下,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“方先生。您今晚来这里,是要谈棉纱生意?”“是。”“跟谁谈?”“还没约好。”“那我来帮您约。”松井放下酒杯,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名片,放在桌上。白色卡片,只有一行字:梅机关,山田太郎。
他站起来,走到门口,回头看了那个艺伎一眼。“白虹,好好招待周先生。”
拉门合上。脚步声远去。
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。方觉明端着酒杯,手依然稳,但他的后背上,冷汗已经浸透了衬衣。白虹。这不是艺伎的名字,是代号。虹口日本情报机关给特工起的代号。松井知道她是特工,他让她来“招待”方觉明。她是军统的人?还是日本人的双面间谍?
方觉明转头看向她。她还站在窗边,逆光中,脸上没有了艺伎的笑容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视。
“你姓沈?”她忽然问。
方觉明没有回答。
“我刚才问你,你提到姓沈的朋友。我认识的人里,只有一个姓沈的。”
“谁?”
“我自己。”
沈寒舟。军统特工。代号“白虹”。她不是日本人的双面间谍,她是军统安插在菊屋的钉子。松井知道她的身份,但没有动她,因为她在替他盯着菊屋里的每一个中国人。现在她盯着方觉明。
“沈小姐。”方觉明说。他用了她的真名。“你的三味线弹得不错。但刚才那首《雪之丞》,第三段有个音弹错了。应该是‘上’弦,你按成了‘中’弦。”
沈寒舟的眼神变了一瞬。那个音是她故意弹错的。她在测试他懂不懂三味线。如果他不懂,他是普通商人。如果他懂,他就是一个受过日本文化训练的人。而一个受过日本文化训练的中国人,在虹口,只有两种身份:汉奸,或者间谍。
“周先生懂三味线?”“在日本的时候,跟一位老师学过几年。那位老师姓山田。”
沈寒舟的眼神又变了一瞬。这一次,不是试探,是确认。“山田老师?”“山田秀夫。千叶医专的国文教授。”
她沉默了。煤油灯的火苗在她瞳孔里跳动。她从腰带内侧摸出一张照片,放在桌上。照片上是一个日本军官,站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门前,身边站着六个人,其中一个是山田秀夫。
“这是我从松井的文件柜里偷拍的。”沈寒舟的声音压得很低。“山田秀夫不是普通的国文教授。他是关东军情报本部的顾问。他也是‘八纮’。”
方觉明看着那张照片。他认识山田秀夫,但不认识照片上那个穿着军装、站在六个军人中央的人。那个人的笑容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,温和的、耐心的、像是在看学生的笑容。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——不是温和,是冷。那种冷他从山田秀夫的课堂上从来没有感觉到过。
“周先生。”沈寒舟把照片收起来。“明天下午三点,外白渡桥。山田太郎会在那里等你。”她顿了一下,声音更低了。“但你也不要一个人去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‘八纮’也会在那里。他会在你身后。看着你。”
沈寒舟站起来,走向门口。拉门开了,又关了。走廊里的木屐声渐行渐远。方觉明独自坐在包间里,煤油灯还在燃烧。他把那杯凉透了的清酒端起来,一饮而尽。然后他站起来,走向门口。
在走廊里,他走了三步,停住了。
楼梯拐角处的墙上有一面椭圆形的镜子。黄铜边框,镜面有些斑驳,镜面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——不是磨损,是有人反复擦拭同一个位置。他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。而在他的脸后面,二楼走廊尽头,一扇拉门无声地拉开了一条缝。
那条缝里有一只眼睛。不是沈寒舟的眼睛,不是松井的眼睛。是一只他见过的眼睛。金丝边眼镜的镜框在走廊灯笼的光线下反射出一小片暖黄色的光斑。那光斑的形状和角度,和他在千叶医专解剖室里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山田秀夫。他在那里。他从头到尾都在那里。
方觉明没有回头。他继续走,走下楼梯,走出菊屋大门。夜风迎面扑来,带着苏州河的水腥气。他的后背上,冷汗已经湿透了衬衣。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着那把勃朗宁,指节泛白。
他知道了一件事。菊屋里不止一个鬼。沈寒舟是军统的鬼。松井是梅机关的鬼。山田太郎是另一个鬼。还有第三个鬼——那个在走廊尽头拉门后面、透过镜子的反射看着他离开的鬼。山田秀夫。他没有死。他回来了。他不是山田太郎的哥哥,他就是山田秀夫本人。那个在课堂上说“方君,我们还会再见面”的人。他没有死。他回来了。他是“八纮”。
方觉明加快脚步,消失在虹口的夜色中。
菊屋二楼,走廊尽头那扇拉门已经完全合上。房间里,一个人跪坐在榻榻米上,面前放着一盘将棋。他将一枚“角行”向前推了一格,对准棋盘中央的“王将”。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眼睛,眯成了两道缝。
“方觉明君。欢迎回来。”
窗外,苏州河的水声在黑夜里响了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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