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 【好孩子】
我上小学那几年,是母亲最骄傲的时光。
每天早上,她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起床,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,到厨房里给我做饭。等我醒来的时候,桌上已经摆好了粥、馒头,还有一碟咸菜。粥是小米粥,熬得稠稠的,上面浮着一层米油;馒头是母亲自己蒸的,松软白胖,咬一口,麦香混着甜味在嘴里散开。
“多吃点,吃饱了脑子才转得快。”母亲总是这么说,一边说一边往我碗里夹菜。
我埋头吃饭,她就在旁边看着我,眼里全是笑意。有时候她会伸手摸摸我的头,说:“我儿子真乖,将来一定有出息。”
我那时候不懂“出息”是什么意思,只知道母亲高兴,我就高兴。
吃完早饭,我背上书包,走出家门。晨光刚刚亮起来,巷子里还静悄悄的,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。我沿着巷子走到大路上,穿过两条街,就到了学校。
学校不大,一栋三层的小楼,操场是水泥地的,边缘长着几棵老槐树。我走进校门的时候,教导主任李老师已经站在门口了,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,手里夹着一根烟,看见我,点了点头。
“陈远,今天来得早。”
“李老师早。”
我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,然后走进教室。
教室在三楼,靠窗的位置是我的。我坐下来,把课本拿出来,翻到昨天学的那一页。教室里已经来了几个同学,有的在聊天,有的在吃早饭,有的趴着补觉。我不说话,只是看着课本,等老师来。
那时候,我是老师眼里最好的学生。
上课认真听讲,从来不交头接耳;作业按时完成,字写得工工整整;考试总是第一个交卷,卷面干净得像印刷的一样。每次考试发榜,我的名字都在最前面,有时候是第一名,有时候是第二名,但从来没有掉出过前三。
班主任姓王,教语文,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说话慢条斯理,但嗓门很大。她最喜欢我,每次上课提问,如果没人举手,她就会点我的名。
“陈远,你来回答。”
我站起来,把答案说出来,她点点头,示意我坐下,然后对全班同学说:“你们看看陈远,人家是怎么学的?”
我坐在座位上,脸上没什么表情,心里却有点得意。那种得意不是炫耀,而是一种被认可后的小确幸——像是吃了一颗糖,甜味在舌尖慢慢化开。
但也有压力。
每次考试前,我都会失眠,躺在床上翻来覆去,脑子里全是课本上的知识点,像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。我害怕考不好,害怕让老师失望,害怕回家后母亲脸上的笑容消失。
那种恐惧,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,紧紧勒在我脖子上。
期末考试的那天,下了很大的雨。
我坐在考场里,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,手里的笔在试卷上飞快地写着。语文、数学、自然,一门一门地考下来,手心里全是汗,试卷的边角被汗水洇湿了一小块。
考完最后一门,我走出考场,雨已经停了,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。母亲在校门口等着我,手里撑着一把伞,裤脚湿了一大截。
“考得怎么样?”
“还行。”
她笑了,把伞往我这边偏了偏,说:“走,回家给你炖排骨。”
发榜那天,我考了年级第一。
母亲站在学校的公告栏前,看着那张红纸黑字的名单,看了很久。她的手攥着我的手腕,攥得很紧,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,但我没吭声。
“第一名。”她喃喃地说,然后转过头看着我,眼睛亮晶晶的,像是有泪光,“儿子,你考了第一名。”
我点了点头,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那天晚上,父亲破天荒地早回来了,手里拎着一只烧鸡,还有一瓶白酒。他把烧鸡放在桌上,拍了拍我的肩膀,说:“好小子,给你长脸了。”
他很少夸我,这句话已经是很大的褒奖。
母亲把烧鸡撕开,盛了两碗饭,又把那瓶白酒打开,给父亲倒了一杯。父亲端起酒杯,喝了一口,咂咂嘴,然后看着我,说:“继续努力,别骄傲。”
“嗯。”
我低下头吃饭,心里却暖暖的。那顿饭,我吃了两碗,撑得肚子圆滚滚的,靠在椅子上不想动。父亲和母亲还在喝酒说话,声音轻轻的,不是针锋相对,而是那种你一言我一语的日常聊天,像墙上的挂钟,滴答滴答,不急不慢。
我记得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透过窗户看着天上的星星,心里想:如果一直这样该多好。
但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,所有的“好日子”,都是有保质期的。
三年级的时候,我代表学校参加全镇的数学竞赛。
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,紧张得手心冒汗,前一天晚上几乎没睡着。母亲陪着我,坐在床边,轻轻地拍着我的背,说:“别紧张,就当成平时考试一样。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,闭上眼睛,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脑子里全是各种数学公式,加减乘除,应用题,图形计算,像一锅粥一样搅在一起。
第二天,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进了考场。
试卷发下来,我扫了一眼,题目不算太难,但有几道题我没见过,绞尽脑汁才想出解法。我埋头做题,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,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交卷的时候,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感觉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。
成绩出来那天,老师在课堂上宣布:“这次数学竞赛,我们学校的陈远同学,获得了全镇第二名。”
全班鼓掌,我的同桌使劲拍着桌子,冲我挤眉弄眼。我坐在座位上,心里却有点失落——不是第一名,是第二名。
那种失落,像一根细小的刺,扎在胸口,不疼,但痒。
放学后,我拿着奖状回家,低着头,不敢看母亲的眼睛。母亲接过奖状,看了半天,说:“第二名,也很好了。”
但我听得出她语气里的遗憾。
父亲回来后,看了一眼奖状,什么也没说,只是把它贴在了墙上,和那些第一名的奖状挨在一起。我站在墙前,看着那一排奖状,第一名的字迹是红色的,第二名的字迹是黑色的,混在一起,像一幅缺了颜色的画。
我暗暗发誓,下次一定要拿第一。
从那以后,我更加拼命地学习。每天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,写完作业就复习,复习完了就学习后面的内容。母亲怕我累,总是催我早点睡,但我不肯,非要学到眼皮打架才肯放下课本。
期末考试,我又是第一名。
母亲把奖状贴在墙上,抚摸奖状上的字迹,说:“好看,真好看。”
我站在旁边,看着她笑,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。那种疲惫,不是身体上的,而是心里的——像是一直在跑,想停下来,却不敢停下来。
因为我知道,一旦停下来,就会有人超过我,就会让母亲失望,就会让墙上那些奖状变成笑话。
那时候,我还不懂,这种“必须第一”的念头,其实是一种病。
很长一段时间,我以为自己生来就是“好学生”,以为学习就是为了考第一名,为了让父母高兴,为了让老师夸奖。我从来没有想过,学习本身,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直到很多年后,我才明白,那些年我拼命争取的,其实不是成绩,而是一种安全感——一种被认可、被需要、被爱的安全感。
而父亲,则用他的方式,给了我另一种安全感。
周末的时候,他有时候会带我去他的厂里。厂里很大,几排车间,机器轰鸣,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。父亲在车间里干活,我就在旁边站着,看他操作机器。
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,上面沾满了油污,手上全是老茧,指甲缝里塞着黑色的油泥。他站在机器前面,眼睛盯着工件,手里的扳手转得飞快,动作精准得像一台机器。
“爸,你不累吗?”
“习惯了。”
他头也不抬,手里的活也没停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,他带我去食堂,打两份饭,一份给他,一份给我。食堂里的饭菜很简单,土豆炖肉,炒青菜,一碗白米饭。父亲吃得很香,大口大口地扒饭,三两下就吃完了一碗。
“多吃点,下午还有活。”
我点点头,也学着父亲的样子,大口吃饭。
吃完饭,他靠在椅子上,点了一根烟,深深吸了一口,吐出一团白雾,眯着眼睛,看着车间里忙碌的工人。
“你爸这辈子,没什么本事,就在这厂里干了一辈子。”
他很少说这种话,我愣了一下,不知道该怎么接。
“你不一样。”他转过头看着我,眼神很认真,“你将来,要走出这个镇子,去更大的地方。”
我点了点头,却不知道“更大的地方”是什么样子的。
“爸,你不想去大地方吗?”
他笑了笑,摇摇头,说:“你爸老了,不想动了。”
他笑的时候,眼角皱起深深的纹路,像是被刻刀划过的痕迹。我看着他,突然觉得,他老了——不是那种肉眼可见的老,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,像是一件旧衣服,穿了很多年,虽然还完整,但已经没有当初的光泽了。
回家的路上,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,天边的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走在他身后,踩着他的影子,一步一步,像小时候一样。
那时候,我觉得父亲是一座山,永远不会倒。
回到家,母亲已经在做饭了,锅里的菜滋啦滋啦响,香味飘满整个院子。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,点了一根烟,看着天边的晚霞,不说话。
我搬了一个小板凳,坐在他旁边,也不说话。
晚风轻轻吹过来,枣树的叶子沙沙作响,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,叽叽喳喳地叫着。远处传来广播的声音,是镇上广播站放的新闻联播,声音断断续续的,听不太清。
我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睛,感受着傍晚的风,听着远处的声音,心里一片平静。
那个时候,我不知道什么叫“幸福”,但我知道,这样的日子,是很舒服的。舒服到让人忘记时间,忘记一切。
只是,时间不会因为谁舒服就停下来。
它像一条河,一直在流,看似平静,却在不知不觉中,把一切冲向远方。
而我,就站在河中央,看着岸边的风景,一点一点地后退,一点一点地消失。
直到有一天,我回头望去,才发现,那个曾经站在岸边的“好孩子”,已经不见了。
而取而代之的,是一个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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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早上,她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起床,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,到厨房里给我做饭。等我醒来的时候,桌上已经摆好了粥、馒头,还有一碟咸菜。粥是小米粥,熬得稠稠的,上面浮着一层米油;馒头是母亲自己蒸的,松软白胖,咬一口,麦香混着甜味在嘴里散开。
“多吃点,吃饱了脑子才转得快。”母亲总是这么说,一边说一边往我碗里夹菜。
我埋头吃饭,她就在旁边看着我,眼里全是笑意。有时候她会伸手摸摸我的头,说:“我儿子真乖,将来一定有出息。”
我那时候不懂“出息”是什么意思,只知道母亲高兴,我就高兴。
吃完早饭,我背上书包,走出家门。晨光刚刚亮起来,巷子里还静悄悄的,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。我沿着巷子走到大路上,穿过两条街,就到了学校。
学校不大,一栋三层的小楼,操场是水泥地的,边缘长着几棵老槐树。我走进校门的时候,教导主任李老师已经站在门口了,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,手里夹着一根烟,看见我,点了点头。
“陈远,今天来得早。”
“李老师早。”
我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,然后走进教室。
教室在三楼,靠窗的位置是我的。我坐下来,把课本拿出来,翻到昨天学的那一页。教室里已经来了几个同学,有的在聊天,有的在吃早饭,有的趴着补觉。我不说话,只是看着课本,等老师来。
那时候,我是老师眼里最好的学生。
上课认真听讲,从来不交头接耳;作业按时完成,字写得工工整整;考试总是第一个交卷,卷面干净得像印刷的一样。每次考试发榜,我的名字都在最前面,有时候是第一名,有时候是第二名,但从来没有掉出过前三。
班主任姓王,教语文,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说话慢条斯理,但嗓门很大。她最喜欢我,每次上课提问,如果没人举手,她就会点我的名。
“陈远,你来回答。”
我站起来,把答案说出来,她点点头,示意我坐下,然后对全班同学说:“你们看看陈远,人家是怎么学的?”
我坐在座位上,脸上没什么表情,心里却有点得意。那种得意不是炫耀,而是一种被认可后的小确幸——像是吃了一颗糖,甜味在舌尖慢慢化开。
但也有压力。
每次考试前,我都会失眠,躺在床上翻来覆去,脑子里全是课本上的知识点,像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。我害怕考不好,害怕让老师失望,害怕回家后母亲脸上的笑容消失。
那种恐惧,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,紧紧勒在我脖子上。
期末考试的那天,下了很大的雨。
我坐在考场里,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,手里的笔在试卷上飞快地写着。语文、数学、自然,一门一门地考下来,手心里全是汗,试卷的边角被汗水洇湿了一小块。
考完最后一门,我走出考场,雨已经停了,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。母亲在校门口等着我,手里撑着一把伞,裤脚湿了一大截。
“考得怎么样?”
“还行。”
她笑了,把伞往我这边偏了偏,说:“走,回家给你炖排骨。”
发榜那天,我考了年级第一。
母亲站在学校的公告栏前,看着那张红纸黑字的名单,看了很久。她的手攥着我的手腕,攥得很紧,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,但我没吭声。
“第一名。”她喃喃地说,然后转过头看着我,眼睛亮晶晶的,像是有泪光,“儿子,你考了第一名。”
我点了点头,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那天晚上,父亲破天荒地早回来了,手里拎着一只烧鸡,还有一瓶白酒。他把烧鸡放在桌上,拍了拍我的肩膀,说:“好小子,给你长脸了。”
他很少夸我,这句话已经是很大的褒奖。
母亲把烧鸡撕开,盛了两碗饭,又把那瓶白酒打开,给父亲倒了一杯。父亲端起酒杯,喝了一口,咂咂嘴,然后看着我,说:“继续努力,别骄傲。”
“嗯。”
我低下头吃饭,心里却暖暖的。那顿饭,我吃了两碗,撑得肚子圆滚滚的,靠在椅子上不想动。父亲和母亲还在喝酒说话,声音轻轻的,不是针锋相对,而是那种你一言我一语的日常聊天,像墙上的挂钟,滴答滴答,不急不慢。
我记得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透过窗户看着天上的星星,心里想:如果一直这样该多好。
但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,所有的“好日子”,都是有保质期的。
三年级的时候,我代表学校参加全镇的数学竞赛。
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,紧张得手心冒汗,前一天晚上几乎没睡着。母亲陪着我,坐在床边,轻轻地拍着我的背,说:“别紧张,就当成平时考试一样。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,闭上眼睛,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脑子里全是各种数学公式,加减乘除,应用题,图形计算,像一锅粥一样搅在一起。
第二天,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进了考场。
试卷发下来,我扫了一眼,题目不算太难,但有几道题我没见过,绞尽脑汁才想出解法。我埋头做题,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,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交卷的时候,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感觉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。
成绩出来那天,老师在课堂上宣布:“这次数学竞赛,我们学校的陈远同学,获得了全镇第二名。”
全班鼓掌,我的同桌使劲拍着桌子,冲我挤眉弄眼。我坐在座位上,心里却有点失落——不是第一名,是第二名。
那种失落,像一根细小的刺,扎在胸口,不疼,但痒。
放学后,我拿着奖状回家,低着头,不敢看母亲的眼睛。母亲接过奖状,看了半天,说:“第二名,也很好了。”
但我听得出她语气里的遗憾。
父亲回来后,看了一眼奖状,什么也没说,只是把它贴在了墙上,和那些第一名的奖状挨在一起。我站在墙前,看着那一排奖状,第一名的字迹是红色的,第二名的字迹是黑色的,混在一起,像一幅缺了颜色的画。
我暗暗发誓,下次一定要拿第一。
从那以后,我更加拼命地学习。每天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,写完作业就复习,复习完了就学习后面的内容。母亲怕我累,总是催我早点睡,但我不肯,非要学到眼皮打架才肯放下课本。
期末考试,我又是第一名。
母亲把奖状贴在墙上,抚摸奖状上的字迹,说:“好看,真好看。”
我站在旁边,看着她笑,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。那种疲惫,不是身体上的,而是心里的——像是一直在跑,想停下来,却不敢停下来。
因为我知道,一旦停下来,就会有人超过我,就会让母亲失望,就会让墙上那些奖状变成笑话。
那时候,我还不懂,这种“必须第一”的念头,其实是一种病。
很长一段时间,我以为自己生来就是“好学生”,以为学习就是为了考第一名,为了让父母高兴,为了让老师夸奖。我从来没有想过,学习本身,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直到很多年后,我才明白,那些年我拼命争取的,其实不是成绩,而是一种安全感——一种被认可、被需要、被爱的安全感。
而父亲,则用他的方式,给了我另一种安全感。
周末的时候,他有时候会带我去他的厂里。厂里很大,几排车间,机器轰鸣,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。父亲在车间里干活,我就在旁边站着,看他操作机器。
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,上面沾满了油污,手上全是老茧,指甲缝里塞着黑色的油泥。他站在机器前面,眼睛盯着工件,手里的扳手转得飞快,动作精准得像一台机器。
“爸,你不累吗?”
“习惯了。”
他头也不抬,手里的活也没停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,他带我去食堂,打两份饭,一份给他,一份给我。食堂里的饭菜很简单,土豆炖肉,炒青菜,一碗白米饭。父亲吃得很香,大口大口地扒饭,三两下就吃完了一碗。
“多吃点,下午还有活。”
我点点头,也学着父亲的样子,大口吃饭。
吃完饭,他靠在椅子上,点了一根烟,深深吸了一口,吐出一团白雾,眯着眼睛,看着车间里忙碌的工人。
“你爸这辈子,没什么本事,就在这厂里干了一辈子。”
他很少说这种话,我愣了一下,不知道该怎么接。
“你不一样。”他转过头看着我,眼神很认真,“你将来,要走出这个镇子,去更大的地方。”
我点了点头,却不知道“更大的地方”是什么样子的。
“爸,你不想去大地方吗?”
他笑了笑,摇摇头,说:“你爸老了,不想动了。”
他笑的时候,眼角皱起深深的纹路,像是被刻刀划过的痕迹。我看着他,突然觉得,他老了——不是那种肉眼可见的老,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,像是一件旧衣服,穿了很多年,虽然还完整,但已经没有当初的光泽了。
回家的路上,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,天边的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走在他身后,踩着他的影子,一步一步,像小时候一样。
那时候,我觉得父亲是一座山,永远不会倒。
回到家,母亲已经在做饭了,锅里的菜滋啦滋啦响,香味飘满整个院子。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,点了一根烟,看着天边的晚霞,不说话。
我搬了一个小板凳,坐在他旁边,也不说话。
晚风轻轻吹过来,枣树的叶子沙沙作响,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,叽叽喳喳地叫着。远处传来广播的声音,是镇上广播站放的新闻联播,声音断断续续的,听不太清。
我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睛,感受着傍晚的风,听着远处的声音,心里一片平静。
那个时候,我不知道什么叫“幸福”,但我知道,这样的日子,是很舒服的。舒服到让人忘记时间,忘记一切。
只是,时间不会因为谁舒服就停下来。
它像一条河,一直在流,看似平静,却在不知不觉中,把一切冲向远方。
而我,就站在河中央,看着岸边的风景,一点一点地后退,一点一点地消失。
直到有一天,我回头望去,才发现,那个曾经站在岸边的“好孩子”,已经不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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